D‑二聚体实验室检测与临床应用中国专家共识

D-二聚体（D-dimer）是交联纤维蛋白的降解产物，是体内凝血和纤溶系统活化的重要标志物，在涉及凝血紊乱相关疾病的诊疗中得到广泛应用。只要机体血管内有活化的血栓形成及纤维溶解活动，D-二聚体就会升高，心肌梗死、脑梗死、肺栓塞、静脉血栓、弥漫性血管内凝血（DIC）、手术、肿瘤、感染及组织坏死均可导致D-二聚体升高。

D-二聚体是反映血栓形成与溶栓活性最重要的实验室指标。 近年来，D-二聚体已成为血栓性疾病等多种疾病诊断与临床监测的必需指标。

D-二聚体检测影响因素

1．样本采集：目前CLSI和WHO推荐采用含3.2%（105~109 mmol/L）柠檬酸钠的抗凝血浆进行D-二聚体检测，血液与抗凝剂比例为9∶1。依照WS/T359-2011的要求采集血浆样本。采样量偏低可能导致D-二聚体结果偏低，样本中有血凝块则可导致D-二聚体结果偏高。实验室在分析前及审核显著异常结果时应检查样本质量，以确保结果的准确性。

2．样本运送和处理：样本应在室温环境（15~22 ℃）下、尽可能短的时间内（通常<1 h）转运至实验室，样本测试前可于室温或4 ℃保存24 h。

3．分析干扰物质：一般程度的脂血、黄疸对D-二聚体检测未发现有明显影响。

类风湿因子可与检测试剂中的D-二聚体单克隆抗体结合，导致D-二聚体假性升高。风疹、带状疱疹等病毒感染后可引起机体产生嗜异性抗体，嗜异性抗体的存在可使基于免疫法检测所得的D-二聚体结果假性升高。当出现无法解释的D-二聚体升高时应怀疑嗜异性抗体干扰。嗜异性抗体阻断剂可消除该干扰，但不同品牌D-二聚体检测试剂中阻断剂的效力各异，实验室应了解所用试剂的抗嗜异性抗体干扰能力。另外，与其他D-二聚体检测方法比较或同时检测FDPs也有助于发现这类干扰。

副蛋白血症（如多发性骨髓瘤、意义未明单克隆免疫球蛋白血症）可能导致D-二聚体假阳性，但副蛋白对D-二聚体检测的影响存在个体化差异，某些患者体内的副蛋白对特定制造商使用的抗体具有特异性干扰。

此外，多种生理状态及药物的使用均可出现D-二聚体升高。生理因素包括高龄、妊娠、剧烈运动后，药物因素包括应用血凝酶类药、降纤药、溶栓药、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等，干扰因素包括样本体外凝血激活（血凝块形成）、类风湿因子、嗜异性抗体、副蛋白等。

4．结果报告：

（1）D-二聚体定量检测报告单位：目前有纤维蛋白原等价单位（fibrinogen equivalent unit，FEU）和D-二聚体单位（D-dimer unit，DDU）。纤维蛋白原相对分子质量为340000，D-二聚体相对分子质量为195 000，FEU和DDU之间存在约2倍的关系，例如500μg/L FEU≈250μg/L DDU，但该系数缺乏广泛验证，且会引入额外不确定因素，不推荐二者之间进行换算。实验室在报告D-二聚体结果时，应选择厂家推荐的方式进行报告，并在报告单上明确标注。

（2）正常参考区间和cut-off值：正常参考区间数据来源于正常健康人群，可由厂商试剂说明书提供或实验室自建，如选择使用来源于厂商提供的正常参考区间时，在使用前应进行验证。特定健康人群的D-二聚体结果偏高（如老年人、妊娠期女性），如有需要可建立特定人群的参考区间。

D-二聚体cut-off值一般特指用于VTE排除诊断的最佳截断值，来自D-二聚体对疑似VTE患者诊断价值的前瞻性队列研究，其数值多与正常参考区间上限不同，例如某试剂参考区间为0~420μg/L，但cut-off值为500μg/L，实验室和临床进行D-二聚体报告解读和应用时应注意区分。由于临床进行D-二聚体检测的目的多样，因此建议在D-二聚体报告时使用正常参考区间，同时推荐在报告中注明当前试剂用于VTE排除诊断的相应cut-off值。

（3）计量单位：推荐使用μg/L或mg/L作为D-二聚体的计量单位

D-二聚体临床应用

在VTE中的应用

VTE 通用定义：VTE 包括深静脉血栓（deep venous thrombosis，DVT）和肺栓塞（pulmonary embolism，PE）。发生下肢 DVT 时，血液中 D-二聚体的浓度升高。患者近期有手术、严重外伤、骨折或肢体制动、长期卧床、肿瘤等病史，出现下肢肿胀、疼痛、小腿后方和（或）大腿内侧有压痛时，下肢 DVT 的可能性较大。但当患者无明显血栓发生的诱因，仅表现为下肢肿胀或症状不典型时，易出现漏诊、误诊。

D-二聚体用于 PE 的排除诊断：D-二聚体对血流动力学稳定、疑似 PE 患者的诊断非常关键。D-二聚体检测阴性（低于 cut-off 值）者可排除 PE，阳性者进一步行 CT 肺动脉造影（CTPA）检查，明确 PE 的诊断。

在急性主动脉夹层（AAD）中的应用

AAD是指人体大动脉（主动脉）的内层形成溃疡或裂口，血液从裂口涌入，导致主动脉内层和中层分离形成夹层的一类急性疾病。AAD患者的血液可在夹层中凝固形成假腔内血栓，引起D-二聚体升高。AAD发病急，死亡率高，临床表现多种多样，易与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（acute coronary syndromes，ACS）、PE等严重疾病混淆，因此早期快速诊断或排除诊断对挽救AAD患者的生命极为重要。

AAD患者容易误诊为ACS：对有胸痛表现的患者，心电图+肌钙蛋白+D-二聚体有助于进行快速鉴别，并判断是否需要进一步的影像学检查。

在弥散性血管内凝血（DIC）中的应用

在许多疾病基础上，致病因素损伤微血管体系，导致凝血激活，全身微血管血栓形成、凝血因子大量消耗并继发纤溶亢进，引起以出血及微循环衰竭为特征的临床综合征。DIC发病凶险，死亡率高，及时诊断DIC对此类患者具有重要意义。

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（COVID-19）中的应用

COVID-19患者因内皮损伤、凝血系统激活以及纤溶抑制，可表现为以高凝为主的凝血紊乱，纤维蛋白过度生成（血栓形成）可致循环微血管和（或）大血管堵塞，继而导致多器官功能障碍。

D-二聚体水平升高是COVID-19相关凝血病最常见的特征。在众多临床实验室指标中，D-二聚体具有最高的VTE预测价值。除了感染急性期，有研究显示D-二聚体峰值水平较高（>3000 μg/L）的COVID-19患者，治愈出院后发生VTE的风险也要升高约4倍。

D-二聚体检测在COVID-19中有预后评估、VTE风险评估、抗凝治疗指导等多方面的应用价值，但其针对各种应用的合适cut-off值和成本效益尚需明确。

在抗凝治疗中的应用

抗凝治疗可降低D-二聚体水平，VTE患者急性期后抗凝期间若D-二聚体阳性，其后续血栓复发风险是D-二聚体阴性患者的2~3倍。对于房颤患者，D-二聚体可以预测口服抗凝药治疗过程中的心血管事件。

在肿瘤中的应用

肿瘤患者血栓形成风险增加，VTE是肿瘤患者第二大死因。在没有血栓形成的乳腺癌、前列腺癌、肺癌及妇科肿瘤患者中即可能存在D-二聚体水平升高。组织因子是激活外源性途径的关键因子，在肿瘤转移和进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因此，D-二聚体水平升高可能是组织因子异常活跃的结果，这提示一般人群中出现不明原因的D-二聚体升高时，要考虑对肿瘤的排查。

远处转移是肿瘤患者预后不良的主要原因，凝血与纤溶激活伴随肿瘤生长、转移、血栓形成和血管生成全过程。荟萃分析表明不同类型实体肿瘤患者治疗前血浆D-二聚体升高与不良生存率相关，因此，血浆D-二聚体水平可能有助于评估肿瘤患者的预后。

除了肿瘤，D-二聚体升高可见于多种临床状况，仍需更多研究数据以明确D-二聚体在不同类型肿瘤筛查、预后判断中的敏感度与特异度，以及D-二聚体是否可以整合到一些肿瘤分期系统中。

在妊娠期中的应用

妊娠期受激素水平等影响，血液中纤维蛋白原、FⅦ等凝血因子水平增加，抗凝蛋白活性降低，使机体呈现出高凝倾向以减少母体分娩时的出血，因此，妊娠期健康女性D-二聚体可生理性增高，且水平随孕周的增加而逐渐上升。

机体内D-二聚体含量增高可沉积在内皮细胞表面形成纤维蛋白沉积物，引起毛细血管床的营养物质及氧气运输或交换障碍，严重者导致胎盘血流灌注低下、螺旋动脉栓塞甚至胎盘血栓形成，引起早产、胎膜早破及低体质量儿等情况发生。此外，D-二聚体增高，机体处于高凝状态，循环血液黏稠度增大，加重心脏负担，严重者出现心肌缺血或心力衰竭，可显著增加不良妊娠发生的风险。

D-二聚体在上述疾病中具有重要的检测价值之外，在其他疾病和临床情况下如溶栓治疗、重症、ACS等的风险评估中也具有重要意义，但需要未来更多的循证医学证据支持。

创凝生物D-二聚体检测

创凝生物D-二聚体为液体试剂，无需复溶，操作简便，为临床凝血相关疾病的鉴别及排除提供参考依据。检测仪器同时兼容光学法和磁珠法，根据阈值和异常反应曲线智能切换方法学，光学法批量检测常规样本，磁珠法检测特殊样本，有效解决特殊样本干扰，在保证结果的准确性下也节省了使用成本。